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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一)

热度640票  浏览85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7月21日 11:54

 

20世纪上半叶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一)

 

孙西 博士(联邦国防军大学)

 

 

 

在中德关系史上,20世纪上半叶有一段历史,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那就是19281938年间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活动的历史。尽管这段历史时间不长,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政府影响颇深。

 

德国军事顾问团来华的历史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战败。德国经历了帝国解体,皇帝出逃,社会革命和社会动荡的时代。根据战后德国与战胜国所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德国的军备被缩减,军事上受到很多限制,多数职业军官也被迫自军中退役,(随后许多人又被国防军部作为文职人员聘用)。

在这种不利的状况下,德国军队始终保持着其组织的完整性和地位的独立性。战后在色科特(Hans von Seeckt)将军的领导下,德国军队要求超然于政治纷争之外,只忠于国家。面对当时德国险恶的国际环境,军事领袖们力求自我发展,以备再战。一战后,尽管德国战败,但是当时德国的国防预算一如战前,这使国防军部成为当时德国最富裕的部门。于是该部就运用过剩的军费去支持各种地下军事组织,如,由退伍官兵组成的地下国防军(Der Schwarze Reichswehr),防卫德波边境的爱国组织自由军团(Der Frei Korps),以及国家社会党的冲锋队,等等,以补充因为《凡尔赛和约》对于德国军队的限制而造成的,国家防卫力量的不足。同时,军事领袖们均坚信,德国还会走上重整军备之路,所以,积极从事各种军事准备工作。例如,他们以大量金钱支持军火工业的发展,帮助军火商在德国境外建立生产厂和推销武器,注意对于各种战略原材料(如锑、钨、石油、树胶等)以及各国军事情报的搜集。(例如,在30年代初,驻中国山东省济南市的德国领事,曾经通过德国外交部,送交国防军部一份很重要的军事情报,内有山东省当时所有部队的番号,部署及作战潜能等。国防军部接到后告诉外交部,此情报很有价值,望各地多搜集。)并且,自20年代初,德军开始与苏联红军合作,德方帮助红军发展作战潜能和操纵战争机器。苏联则提供给德军场地,以试验因《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德军所不能具有的武器。德俄之间的合作约在20年代末结束。

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逐渐进入国防军部的视线,并成为其调查的对象。一则,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战略物资-钨矿。二则,中国当时不仅军事组织及技术落后,而且需要大量武器输入。三则,中国当然也可以试验新式武器,而且是在实战的战场上试验。何况,就法理,感情和历史方面来讲,两国关系一直很好。尽管中国是一战的战胜国,但是当时因为山东权益问题,中国政府并未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所以不受该条约的限制和约束。而且,中国政府一直认为,《凡尔赛和约》所强加于德国的限制,就像各国对于中国所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欠缺国际间的公理和正义。所以中国一直对于德国表示无限的同情。当然中国对于《凡尔赛和约》的效力也可不予重视。1921年,中德签订了《平等友好条约》,1928年,两国又签订了《中德友好通商条约》。这期间两国关系基本上是基于这两个条约的内容来进行的。基于此,1936年德国进军莱茵非武装区时,中国政府曾经给予相当的支持。1938年希特勒合并奥地利时,中国政府也曾致贺电。而自1928年开始的中国雇佣德国军事顾问来华一事,并不违反国际法,对于德国也是有利无害,表现出的是两国之间“同病相怜”下的友好交流关系。所以,随后当德国军事顾问团开始来华时,德国国防军部对于来华顾问团的派遣,武器弹药的供应,中国赴德受训的现役官兵的照顾,以及德国军事顾问(后来也包括少数德国现役军官)的派遣与批准,等等,都尽力帮助。在德国政府机构中,国防军部也极力为德国军事顾问团向中国的派遣作辩护。德国军事顾问团来华的历史就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

 

顾问团的中坚力量

 

德国军事顾问团来华的第一任团长是马克思。鲍尔(Max Bauer)。鲍尔在一次大战中在鲁登道夫麾下的参谋本部任职,并一度参加实战。战后他反对共和政体,导致鲁登道夫参与了1923年希特勒的慕尼黑起事。

1928年,中国军事代表团去德国招募军事顾问。鲍尔协助中国军事代表团在德国的退伍军官中组织了军事顾问团。鲍尔认为,中国要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必须首先具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基础。而第一个德国顾问团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协助中国政府发展各种与国防有关的经济建设。因此,他在招募人员时就留意了这一点。鲍尔在德国时,曾向德国政府各部门接洽借调一些在职官员赴华服务的事。他在征得该部门同意后,再让中国驻柏林公使馆出具正式公文,然后正式向德国政府的各部门提出借用人员的请求。尽管当时德国政府公开反对军事顾问团来华,但是奇怪的是,中国的借用德国政府文职官员赴华服务的请求很少不被批准。并且,要赴华的官员都被德国政府特别给予了2年的假期,以便期满后,可以反德继续原来的工作。在鲍尔的帮助下,第一个德国顾问团里有各种各样的专门人才。

1928年,由鲍尔带领的第一个德国军事顾问团一行18人来到中国。随后又有其他人员参加工作,使顾问团的总人数很快达到40余人。顾问团中人才济济,他们大多是军事,经济和技术专家,来华的目的是协助中国发展现代化的军队和各种国防工业。顾问团随后在中国的工作成绩很大。

顾问团的人员到达中国后,受到当时中国政府的欢迎和重用。他们很快被分配到中国的最高军事机构和中央军校中。其中重要者有:鲍尔成为蒋介石总司令的贴身总顾问,蒋对他几乎言听计从,他给蒋的几乎所有建议也都能马上落实执行。

克莱特纳上校(Kreitner)在一战时是在俄奥边境活动的奥地利国家特种警察的总头领,到中国后被任命为中国内政部长的特别助理。普鲁士政府经济部的高级官员舒巴特(Schubart),来华后负责中国的都市行政发展与计划。他成为日后军事顾问团文职人员部门的负责人。普鲁士政府农业部的高级官员桑提尔(Xanthier),来华后任中国农业推广与移民政策的顾问。自汉堡市及萨克森州借用的几名现役警官:柯纳上校(Körner),文德少校(Wendt),特希上尉(Techel)等,他们在华的主要任务是分别负责中国的国家安全,宪警训练,以及陆地与空中交通管制--即,协助中国发展一支现代化的警察部队,包括缉私,港口与机场管制,等等。

自国防军部(Der Reichswehr Ministrie)借用的已退役的电讯专家斯比赛中校(Spiesse),陆军工程师约旦少校(Jordan),等。二人的工作是帮助中国军队建立有效的陆军通讯工作系统。斯比赛中校的借用批准费了些周折,因为他负有很特殊的工作,国防军部一度不同意借用,后经中方一再交涉,并保证他在华的工作仅限于交通部门,以免驻德国的协约国管制德国部门有所指责,国防军部才批准他来华。

王格姆少校(Wangheim),一战时是鲁登道夫手下的参谋军官,战后曾在土耳其军队里任炮兵顾问。来华后任中央军校教官,并在炮兵部队负责监督训练工作。

优秀的航空专家傅赫斯中校(Fuchs),赖曼上尉(Lehrmann),魏克斯博斯基(Welksborgsky),汉塞尔(Haensel)工程师,等。他们的任务是协助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帮助中国建立一支现代化的空军,以配合地面部队的作战。在顾问团里还有已经在华的德国人,和非德籍人士,如开培教授(Keiper),亚曼博士,安塞尔博士等,他们或者早在北伐前就已经在中国各地政府部门服务,或者与德国大企业公司与工业组合有特殊的关系,并且是有名的德籍中国通。这些人参与顾问团的工作,成为重要的技术顾问和政策策划人。

开培教授是一位著名的地质学专家,并与克虏伯军火公司关系密切。1920年左右他受日本南满铁路公司邀请来华,为其调查铁路两旁的地下资源。他到任之后就离开了。他后来出任张作霖的工业顾问,并任教于东北大学和在沈阳兵工厂工作。张作霖被炸死后,他南下投靠中国中央政府,受重用,负责调查长江流域的矿产,以备工业发展之用。

亚曼早在北伐前就与孙中山及其他革命党人在广东建立了友好关系,并负责供给国民革命军一些军事技术人员和武器弹药。在清党和20年代末俄援断绝后,亚曼和安塞尔博士随同国民革命军抵达武汉,协助政府接受和重组了汉阳兵工厂,并出任武汉政府的工业顾问。宁汉分裂后,亚曼被调到南京,协助政府筹划工业的发展,并担任鲍尔在工业方面的助手。

 

顾问团团长保尔

 

鲍尔来华后很得蒋介石总司令的重用。鲍尔也不负众望。在他所写的“整理中国陆军建议书”中,强调中国必须先有完整的军火工业,交通,电讯,邮政,甚至市政和卫生设施。缺乏任何一方,都很难建立起现代化的军队。同时,要使军队战斗力加强,必须建立一支现代化的空军,和陆军教导示范旅或师。使教导旅或师配备当时最标准的现代化的武器,接受最新式的德国陆军训练方法,然后再由该旅或师的官军,去逐渐训练全国的军队,使之均达到相同水平。但是,实行这种方法的先决条件是,中国政府必须精简军队,以便集中财力和物力,训练精锐之师。蒋总司令很同意鲍尔的建议,于是在1929年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编遣委员会。鲍尔然后又帮助中国政府制定了编遣办法草案。其中主要内容是:把全国军队分为六个编遣区整编,共缩编成常备军50个师,及执行警察任务的保安队12万人。随后又改为:按陆军步兵新编制,最多不超过85个师,骑兵8个旅,炮兵16个团,工兵8个团,合计兵额80万。全国的军费以国家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为限。草案并规定,全国军队统归中央管理,以求军政,军令统一。

鲍尔在华期间,做了许多奠定基础的工作。他帮助筹划制定了中国工业与经济的发展计划,并使之配合中国国防的需求。在协助中国的重建工作中,他特别强调军事与政治完全分离,军事机构直接对国家元首负责。军事教育侧重于智力的培养和素质训练。教法和教材都采用德国的。同时,他促使中国政府成立军事情报与新闻机构,以便对于各种潜在的敌人(国内与国外的)的特性,战斗力,组织,以及各方军事的发展情况能有及时充分的了解。这些建议,都被采用了。

鲍尔及其他德国军事顾问们在中国工作期间,也遇到了许多困难。例如:中国官兵教育水平太低,语言障碍,顾问人数不足,等等。但是,顾问团团员的素质都很优秀。为了解决人手不足的困难,许多顾问身兼数职:炮兵顾问不仅往返于中央军校和炮兵学校之间任教,还必须在炮兵部队担任顾问之职。工兵顾问不仅在兵工署担任设计工作,在兵工厂中作工程师,还要在兵工学校任教,。。他们每日工作1416小时,但是“精神愉快”,因为他们在中国找回了在本国被否定了的“存在价值”和“精神寄托”。在顾问团在华的十余年历史中,有十余名顾问因公逝世。但是,他们在中国越久,就越与中国有感情。后来,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有人甚至于对抗德国政府召回他们的命令而留在中国与中国人民一起抗日。而中国政府及领导人对待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团员们也是格外好。

鲍尔在中国服务实际不到半年。1929年在对广西军阀的战役中,鲍尔亲自到华中战区(武汉一带)布置作战计划。桂军虽然战败了,但是鲍尔在19294月患重病天花,运至上海医治,于192955病逝于上海医院中。他在华时间虽然短,但是给中国同事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严肃认真的工作精神和诚恳服务的态度,成为以后德国顾问团的楷模。在他去世前,曾给蒋介石委员长留下一份遗嘱,其中再次强调空军对于中国军队的重要性,希望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中国尽快建立起一支现代化的空军部队。同时他推荐了柯利伯中校继任他,做总顾问。他还建议王格姆调至示范旅,皆如所请。最后,他还托孤,委托蒋委员长照顾他的儿子。当时他的儿子小鲍尔是德国陆军中尉,在柏林中国使馆中担任联络官,负责联络和安排要赴华的德国顾问们,并与德国国防军部接洽有关事项。鲍尔去世后,蒋介石不久就把小鲍尔招来中国带在身边,并任命他为蒋的随身顾问,待若义子。小鲍尔追随蒋介石委员长左右,直至1938年回国。(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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