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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邃的学养 大师的风范 记导弹之父钱学森

热度113票  浏览22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1年9月20日 10:44

回忆与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共同工作的日子(2

 

钱学森教授在晚年倡导“大成教育”时,经常提到他青年时期受教育最重要的两所学校,一个是1922年入学的北京师大附中,另一个是1936年就学的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在一份手稿中亲笔写下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17个人的名单中有7人是北京师大附中的老师。笔者1954年至1960年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可以说与钱学森教授是忘年校友。

 

 

北京师大附中的学长

 

我第一次见到钱学森教授是在1955年秋季,在北京和平门外北京师大附中的礼堂。当时他刚刚回国不久,希望回母校看望大家。学校组织全校师生欢迎这位远从美国归来返校的校友。那天他来到主席台上时,首先向坐在台上右侧的老师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说:“老师们好,同学们好!” 他穿了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心情非常愉快。在讲话中他主要谈了两个事情。一个是他在附中所受到的完美的“全人格教育”;一个是当时的中美关系。

 

    钱学森先生1922师大附中读书时恰逢该校从私塾制转变到“六三三”新学制。“六三三”制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标志。在教育家林励儒校长大力倡导下,北师大附中在全国第一个实行自定大纲自编教材,引入现代科学教程,聘任有学识和改革精神的教师任课。学校主张学生独立思考,自己设立实验项目,并且动手实施。会上钱学森兴奋地回忆起他作的两项实验。一是自己动手制作氢气;一是学生自己熬制肥皂。制作氢气时在室外,正值冬天,氢气制好后,一不小心发生了爆炸,恰巧将走在冰上的老师不慎吓倒。钱先生在会上谈到了六年附中教育对他以后人生的重要意义和老师的教诲对他一生的巨大影响。包括语文老师董鲁安的爱国主义教育,数学老师傅仲孙的科学严谨性的教导,等等。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钱先生说:“我们中国人刻苦耐劳,不比美国人差。我们中国有六亿人口,美国两亿,我们三个人还干不过美国一个人吗?” 当时我听到这话时不太理解(当时我12岁)。因为当时我们只知道苏联的科学是第一流的后来在科学院工作时才慢慢明白。钱先生参加莫斯科的世界数学大会回京后,一些人问钱先生;“社会主义科学与资本主义科学有什麽区别?” 钱先生回答道:“科学没有什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只有一流科学,二流科学和三流之分”。作为主管美国加州帕萨迪那喷气推进实验室的钱学森教授当然知道中美在当时的科技差距,也了解美苏当时的差距。钱先生在回国后面对中国落后局面仍然充满信心。同时此话也表明他决心把后半生投身中国科技事业,改变现状的雄心壮志。

 

“半年进入不了新领域,就不要在科学院工作”

 

钱先生回国后被委任为中科院力学所所长,与空气动力学专家郭永怀先生等共同主持工作。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世界科学技术正处在翻天覆地的发展时代,核武器及反应堆和导弹卫星的出现,基因的发现,计算机的一代代发展,等等,目不暇接。当时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叫“交叉科学”或“边缘学科” 。使看似无关的学科,相互交叉,相互交融,崩出了新的火花,形成一门举足轻重的学科,例如:物理力学,生物物理,生物化学,计算物理,放射化学,物理化学,等等。

 

作为中国自然科学顶尖单位的中科院理所当然承担这一开创性研究的责任。钱先生带头在力学所成立了物理力学研究室,爆炸力学研究室等,进行了开拓性的实验。他在力学所和科学院经常讲:“在科学院工作的科研人员应该有坚实的知识基础和勇于创新的精神。现在新学科不断涌现,如果半年之内进入不了新领域,就不要在科学院工作了”。这话听起来有些生硬,但不无道理。

 

记得70年代我来到物理所时,“托克马克”受控热核装置刚刚开始研制。当时中国的大学没有这一专业,没有这一领域的人才从国外留学归来(当时主要是苏联)的留学生在苏联学习时,苏联当时还没有这种装置。怎麽办?大家只能边学习边调研边设计,按钱学森提出半年进入新领域的精神,争取尽快进入角色。 对我们学工的人员,设计就更困难了。因为谁也没有见过这种装置。大家在电工所严陆光(留苏)研究员和马宏达副研究员的领导下,参考了“IEEE 国际电工杂志”等的近于科普性的少量报道,深入钻研相互讨论,几经反复最后确立方案。我是学习动力机械工程和工程热物理的,与等离子体物理和电磁工程不沾边,在设计的同时,参加了等离子物理、计算机软件设计、电动力学等学习班,边学边干。大家在物理所实验工厂和中科院科仪厂有经验的工人师傅(例如赵连江工人工程师等)协同攻关下,较快地研制出这一装置,并迅速地投入实验,成功地达到当时世界同类装置的参数水平。

 

    后来笔者因科学院学科发展需要,协助组建中科院空间科技中心,又开展了海洋微波遥感的研究,这无疑对我又是一个新的考验,只得边干边学。后来发表了两篇论文在全国遥感大会论文集上,受到两弹元勋之一的陈芳允教授(卫星遥测、遥控专家)和有关专家的好评。

晚年提倡人体科学和思维科学

 

    19889月,第2届世界气功大会在北京西郊友谊宾馆召开。当时我已下海创业,建立了中科院“科仪中心有限公司”这一民营企业。在大会的展览大厅有全国各地研制的产品陈列,我公司的摊位上展示了“仿生次声信息治疗仪”等新产品。在大厅里参观洽谈的人们络绎不绝。

 

这天下午钱学森教授和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将军来到大厅,钱教授一身戎装,头带军帽。当走到我们摊位时钱先生注视了一下仪器,说:“中医很可能是人体科学的突破口,应当用现代科学解释和破译中医的理论”。“布衣将军”张震寰上将确实是布衣,穿着一件白色短袖衬衫,与大家谈笑风生,畅谈中医和气功对防病治病的重要作用。

 

钱先生的话对我启发很大,为此我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北京中医学院)的中医进修班学习。后来读了钱学森先生和航天医学专家陈信所写的“人体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一个大部门”一文。文中提到人体科学应该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八大学科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人体是一个巨系统,与宇宙的超巨系统相协调。人是有思维和意识的,因此人体科学与生命科学不同。笔者来到德国后,一边经商谋生一边进行了经络学的研究,提出“宇宙-生理学Cosmos-Physiology”的概念和“人体生物波与细胞分子生物学”这一新学科。西医近200年的发展是以解剖为基础的;中医2500年(从《黄帝内经》算起)的发展是以经络学为基础的。由于都有疗效,并各有千秋,是两条并行不悖的哲学和医学体系。无所谓谁先进,谁落后。要说“科学性”,笔者认为中医是“超现代科学的科学”。正象诺贝尔奖获得者,提出“正分子医学(Ortho-Molecular Medicine)的L. Pauling教授说的:“人之所以生病是由于他体内的化学分子的构成失调。” (注意,他在这里不太强调病毒和细菌)这不正是钱学森教授提出的系统论里“功能态”的概念吗?笔者在此希望欧洲和德国的青年科学工作者有志于攻下中医2500年的“歌德巴赫猜想”——破译经络学。正象英国李约瑟教授所说:“经络之谜,必将由中国人自己揭开”。钱学森先生指出:“我认为人体科学搞下去会导致一场新的科学革命,也必然会引起一场改变世界的技术革命”。

 

钱学森教授晚年提出的另一学科是“思维科学”。思维科学是应对如今信息和网络的飞速发展,人们在短时间可以获取各个门类浩瀚的科学知识的现象。思维科学是通过人脑的思维活动,处理从客观世界获取的信息,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的科学。“思维科学”的提出,与他提出的“大成教育”一起,对于造就人才,培养人才来说,在各个国家都有重要的意义。人们将逐渐认识到这一点。

 

“万斤田”说法的来历

 

    在本文结束时,想谈一下关于在1958年钱学森先生提出“万斤田”的问题。早在1956年国家提出建立12年科学技术规划。全国各地的专家齐聚北京,讨论制定各个学科的规划。在制订农业规划时,钱先生认为有增产的潜力,理由是如下的推导:太阳照到叶子上的能量有30%被叶子吸收;叶子吸收能量的20% 由叶绿素转换成碳水化合物。而得出有增产可能。后来钱先生又发表了《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一文,谈到包括在气候、动力等八个方面提高产量的看法。以上两件事情都发生在人民日报报导“河南卫星人民公社放出亩产2000斤的卫星”的消息之前。

 

    那麽中国青年报1958616刊登的钱学森的552字的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是怎麽发表的呢?据各方面提供的当年情况是,这篇文章是中国青年报科学副刊编辑引用了钱先生上文的403个字,自己加上了149个字放在文章一头一尾(加上了河南省放卫星的消息),就成了整个文章。因此此文不是钱先生自己写的。当然在“大跃进”的极左年代发表这样的文章肯定起到了极坏的作用,但完整了解此文出台的背景也有必要。记得1958年北京百万人上房上树轰麻雀,据原力学所康寿万研究员回忆,当时钱学森所长也在力学所大楼顶上挥手轰麻雀,我所在的北京师大附中也组织我们学生到前门城楼底下护城河边轰麻雀,不少麻雀飞的精疲力竭,嘭然落入护城河,这些岂不发人深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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