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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红波大使上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前畅谈自己的心路历程

热度0票  浏览242次 时间:2012年8月01日 15:32


吴红波大使上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前畅谈自己的心路历程

关愚谦


    即将走马上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吴红波大使是一个在国际上德高望重的外交家,笔者有幸多次和他接触,非常想知道,在中国这几十年动荡不安的年代,他这一生是如何走过来的,是否一帆风顺?他怎么能到最后近退休的年龄,竟然被聘为联合国副秘书长?这并非一般人能做到的。他这一生的心路历程又是怎样的呢?吴大使竟然在临离柏林前直率地向我们夫妇畅谈他的家庭和他这一生的经历,令我动容。在获得他本人的同意下,现记录发表如后:

我父亲是搞工业的,我母亲是一个幼教老师。我的父母对我影响很大。我父亲来自山东,参加过抗战,后来改学工业,参与了与前苏联的156个合作项目。他对人要求很严,做人一定要正派,严以律己同时也严以律人,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也有些让人惧怕的老头。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一种不屈不挠、做事认真的精神。我母亲来自南方,浙江人,后来学了幼教。她给我的教育就是对人要充满爱,要宽容。母亲去世前把遗体捐献给了医科大学,她伟大的人格对我影响很深。我自己的成长,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前一帆风顺,是一个认认真真、中规中矩的学生,还担任过班干部的职务。

文化大革命时,父母是当权派,受到冲击。我算是老三届。16岁时,初一至高三六个学年的学生一同下乡,我是最小的。当时念初一,下乡并非自愿。那时,正好有一批国营农场要人,我就报名去了农场。出发前很多人都有家长到火车站送行,而我的父母当时被关起来做检查。火车一开动,所有的孩子都哭了,就我没哭,我完全麻木了。我16岁时就开始浪迹天涯,要到黑龙江最偏远、靠近黑河的地方去劳动。城市户口也没有了。我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什么?我在农场干了5年,这5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一个人被扔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无依无靠,将来能干什么,何时能离开该地,一概不知。但这也是最好的磨练心理和意志的机会。

对一个人来说,轻易得到的东西不会珍惜,得不到的就特别向往。我下农村就等于失学了,因此对学习的欲望特别强烈。1973年,文革期间唯一一次高考,也就是张铁生交白卷那一年,起点普遍都很低。我被接受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我进入大学后特别奋发图强,失去的东西失而复得,倍感珍惜。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大转折点。

大学应是四年制,可我学了两年半就被提前调出,给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当翻译。当时中国只有两家英国媒体,一个是路透社,一个就是《每日电讯报》。工作第一天,该报时任驻京记者尼杰尔·韦德、一个不过30岁出头的年轻人,就想考考我这个翻译有多大能耐,让我把《人民日报》上一则关于白金汉宫的短文笔译成英文。我译了整整一天。在这之前,我没接触过打字机,但我又是个完美主义者,如果错一个字母还可以允许,超过两个我就重打,所以老是打前两行。事过两年,在我赴新西兰留学前,那个记者告诉我真话,对我第一天的印象不好,并考虑把我解聘。但他的前任对他说:“这个翻译确是水平不高,但是他身上有别人所不具备的特点,为了完成你布置的任务,他从未离开过打字机。有这种精神,什么事做不成?”这番话说动了韦德把我留下。后来他还向我的派出单位外交人员服务局表示,“非常赞成吴先生到国外去留学,但他的继任者必须和他相当”。我觉得,人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大学毕业时我心中很没底,离校时,我的大学老师告诉我:“大学里教你的东西只是给你一根拐杖,出了校门就得把它扔掉,走自己的路,向实践、向生活学习。”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我第一次做口译,陪着一个瑞士外交官到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去谈事,那时我的英文词汇量非常有限,完全不够用。瑞士的官员讲了两个词,一个是curtain(窗帘),一个是silk(丝绸),连这两个词我都不知道。幸亏我身上带着一本字典,解了围。这些都说明,起步是多么的艰难。开始工作后的两年多,我过得很苦。每天翻译《人民日报》的标题。把《人民日报》完全译成英文是做不到的。有的内容确实无法翻。举个例子:“芙蓉国里尽朝晖”,看完全文后才知道,这是湖南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有好多文学化的题目根本没法直译成英文,只能择其要点进行翻译。直到工作进入第二阶段,我才开始考虑用词和造句。1978年,全国第一次恢复公派留学生考试,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居然被录取了,获得赴新西兰留学的机会。留学结束后,外交人员服务局又派我到美国广播公司(ABC News)去做翻译。电视记者对我的要求不高,每日的工作无非就是订车、订饭或是去海关提货。我后来我辞了这份工作,去了外交部翻译室。之后不久,便一头扎进了中英香港问题谈判。19831984年,在北京谈了22轮,可以说,这段时间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外交业务。

  中国对待外交干部和英国不太一样,英国人在和我方研究问题时,低级外交官和翻译都不在场。中国则不尽然,谈判时,所有相关人员都在场,包括翻译。甚至还点名让翻译谈谈看法,因为翻译最理解对方的意思,不同语言转换的差别可能导致信息的不准确,外方用词给人的感受,翻译心里最清楚。在这点上,中国做得非常好,翻译不只当翻译,有时候还可以瞎参谋。毕竟低级外交官经验不丰富、了解情况少,但可以谈谈直觉。经过两年多的谈判,我在语言上又有所提高,通过与英国人的对话,学习他们的表达方式。此后,我不再做翻译,而是全面投入香港问题的谈判,《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至97年香港回归,我做中英联络小组的工作,研究香港过渡时期的安排。这对我的影响和锻炼是全面的。你知道中国收回殖民地只有上世纪30年代收复威海卫。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全面收回一个殖民地,香港是头一回。当时涉猎的领域非常之多:政治体制、金融地位、航运、航空、逃犯移交、公务员退休金、防务与治安、土地契约、旅行证件、国际地位等等。十几个大领域,对一个初出茅庐、只懂点外语的我,既是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是绝佳的学习机会。当时让我做法律组组长,而我对法学毫无所知。我的组员、同事,反倒是名牌大学的法学硕士,难啊!但是我有我的笨招,我先给他们出题,让他们研究,自己则躲起来读大学教科书。我的要求不高,先把某一领域国际上的规定、国际法中的有关原则弄清楚。人生给我一个启示,凡是你带着问题去学东西,看得懂、学得快、记得牢,也用得上。结果第一次参加讨论,我全听懂了对方的话,第二次讨论,我就能够质疑他们的一些观点,这说明自己也有想法了。

    19851997年的谈判过程中,我所涉猎的领域很广,全都学了一遍。前后这十几年,我在外交业务知识上有突飞猛进的进步。我能从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到一个翻译匠,再到开始从事基础研究、解决一些复杂问题的办事员,直到最后成为独当一面的谈判者,一切归功于学习,放松了学习就不行。例如,讨论法律问题,我和英国外交部的法律顾问第一次谈有关香港的国际法问题,内容相当复杂。谈完后,他问我:“吴先生,敢问您是中国哪个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我说:“哪个也不是”。他说:“那你为何对法律了解那么深?”我说:“对不起,自学的。”我认为,只要你肯学,必有所建树,就跟我第一次和打字机打交道时一样。套用中国的一句古话:事在人为。

诸位读者,笔者也是这一时代的过来人。笔者发现,在这世界和国家动荡的几十年中,特别能锻炼人,中国知识分子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它们对后人都可以起到借鉴的作用。人和人都不一样,这和他本人的基因、性格、经历以及他个人的钻研和努力分不开的。听吴大使款款叙述他的过去,好像很自然和浪漫,但仔细回味,他这一生能达到如此成就,要经过多少磨练和千辛万苦。是我们这代青年人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