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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模式”与“王薄事变”

热度0票  浏览733次 时间:2012年4月17日 10:51

 

       今天1月底,春节刚过,我接到了来自重庆市公安局的贺年卡,其中有“笃行”两个大字。封面上能看到是2012117日的图章。我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重庆市公安局会给我来一个贺年卡?过了两天,就传来了王立军被撤销市公安局局长和党委书记职务的消息,他还是副市长,但分管文教卫生事务了。正在纳闷的时候,26日突然传出他逃进美国驻成都总领馆的惊人消息。当时的说法是重庆市长黄奇帆率领70辆警车从重庆疾驰成都,包围了美国领事馆,而成都的武警又包围了重庆的警察。一时之间,似乎成都出现了西方警匪片里的场景。

 

此后,中共中央先决定撤销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此后又停止他党内的全部职务,丢失了政治局委员的位子。而随之而来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支持党中央的表态,恍惚之间,我们回到了30年前的境遇。

 

亲自体验的“重庆模式”

 

       2011916日到19日,“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大会在重庆举行,我与来自全球大约500家的华文媒体和600多位从业人员,齐聚重庆。在重庆期间,除了大会和分组讨论外,代表们还参加了黄奇帆市长举办的报告会和招待会,与薄熙来会面,并出席了他主办的唱红歌晚会,参观了重庆市公安局“打黑”展览和交巡警平台,在重庆师范大学植树、乘船游览嘉陵江和长江夜景等等。正因为这次会议的缘故,海外多家媒体接到了重庆市公安局发送来的贺年卡。而我也因此次重庆之旅而特别关注重庆的发展和各种消息。

       很多记者很羡慕重庆。薄熙来来到这里后,重庆成为新闻的“富矿”,随便到街上走走,打听打听,就能写出稿件来。而今年以来的新闻就更大,可以用震惊世界来形容。

       所谓的“重庆模式”,最早由《亚洲周刊》的名记者纪硕鸣先生提出,而左派经济学家杨帆撰写专著,加以详细阐发。去年12月,我在上海与纪硕鸣先生吃饭时,他也提出自己多次到重庆采访的经过。他说,薄熙来是中共政治局里唯一有个性的人,如果这样的人不能被容忍的话,这个党会失去希望。所谓的“重庆模式”主要内容有三:唱红、打黑和民生工程。人们对于这3个方面的评价,并不一样。

       首先看“唱红”。这种文革式的做法,的确让人反感。一些没有到过重庆的人认为,重庆已经回到了文革时代,其实大谬不然。我在重庆看到的是另外一番景象。外资的引入,在快速进展。夜晚时分我们到一家酒吧体察民风,其实这里酒吧就是迪厅,大厅里大家喝的洋酒威士忌,疯狂地跳舞,热力四射,穿着暴露,甚至我们这些外面来的人不断被女孩前来邀请跳舞。在民间,我们看不到文革的氛围。

 

        我们在重庆开会前,全体人员在重庆的“人民大会堂”前集合拍照。薄熙来会见世界各地华人媒体人的第一句话是“我知道海外媒体对重庆的唱红歌有反感”,但还盛情邀请大家前往重庆人民大会堂观看盛大的“唱读讲传”文艺晚会专场。他还提到,唱歌来歌颂老一代革命家的功绩,是名正言顺的。第二天我们去看唱红演出。薄熙来不但自己加入歌唱队伍,还邀请当时在场的凤凰卫视老总刘长乐和中国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赵阳一起登台高歌,当晚的‘唱红’,台上台下热烈一个多小时。

       薄熙来并不想回到文革,而是用唱红的意识形态,来凝聚和调动重庆的力量,做他想做的事。意识形态本来就有一种社会动员的功能,让信奉者为一个目标而团结奋斗。唱红的意识形态还有确立“执政合法性”的含义,证明这个江山是薄熙来父辈打下来的,他们现在来掌握江山是合情合法合理的。

       在中国目前的环境内,薄熙来想推行一些社会主义的原则,比如要缩小贫富差比等等,找不到更好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来源。原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被中共抛弃了。而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也就是德国社民党的思想基础,在中国长期被封锁,不能普及成为大众的的意识。所以,薄熙来就只能选择过去大家习惯的东西。对于现在50岁上下的人来说,重温过去的那些红色歌曲,是一种青春的回忆,尽管当时的社会有过残酷的血海腥风。但是,人们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那时官员的清廉,人们的平等和财富的平均,形成了与今天腐败不堪的局面的一种鲜明的对比。而且,人的童年和青春,只有一个,如果能用一些美好的歌曲来填塞那段记忆,当然会让人感到舒心。而现在的年轻人则看到了唱红热闹的一面,甚至成为重庆的一种旅游资源了。

 

薄熙来通过大规模的唱红运动,的确将重庆的各种力量调动起来了。而老百姓对于这种唱红,尽管有一些反感,但更多地持无所谓的立场,逢场作戏也乐在其中。但是,唱红毕竟花费巨大的国家财政,据说有2700亿元之巨,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打黑”与“黑打”

 

再看打黑。现在有人将其称为“黑打”,不无道理。打黑的对象,一是社会上的黑势力,二是与之有勾结的官员。在这其中发生了很多错案和冤案,这与薄熙来有直接的关系。这种严打的做法,不是法治社会的常态,而是人治的措施。薄熙来为了安定社会,也为了排斥异己,践踏法律而随意妄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仔细看来,下层老百姓对打黑并不反对,他们感到治安的好转,重庆市犯罪率大大下降,而被冤枉的人,不是官员就是富豪,与百姓无关。他们甚至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袖手旁观。

 

今天,在中国的老百姓中弥漫着强烈的“仇官”和“仇富”的心态。一位商人告诉我说,他乘坐的奔驰车,如司机在路上被其他车子撞了,尽管是对方的不对,但是围观的人上来不分是非,一致指责的是乘坐奔驰的富人。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尽管他没有错,也只好赶紧付点钱走人,息事宁人。

最后看民生工程。薄熙来主政期间,每年要建造50万套公租房,给低收入的人入住。而他提出的“五个重庆”,也的确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重庆的房价通常每平方米在5000元上下,在低位徘徊。我在重庆期间,一位在房地产界稍有名气的女老板,请我们一些海外来的人在小天鹅吃火锅。她就是专门从事公租房建设的。她说,每年的生意有保障,尽管赚钱不多。而薄熙来率先推出的“以土地换户口”的制度,每年将百万农民纳入城市户口中,要尽快消灭城乡差别,也在当地获得好评。

综上所述:唱红让很多人反感,用文革方式,有发霉的味道;打黑的确有“黑打”的现象,有人反对有人坐观;而民生工程的确让老百姓受惠了。

 

在黄奇帆给媒体代表介绍重庆的政策时,特别澄清了外界对重庆的一些误解。他说,重庆反对欧洲那种高福利的社会政策,这是养懒人的做法,社会失去了活力。而中国过去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做法,也过时了。重庆认同西方经济学界的“经营学派”的观点,用国家的钱来支持创业经营,而不是救济穷人。重庆的做法是:任何几个失业的人可以组成一个小型公司,自己筹集10万人民币,而城市送给他们15万,这样就可以开办一个餐馆,或者出租车公司了。这些人能养活自己,还能创造就业机会。从这一个小故事来看,重庆在经济上实行的西方右派的政策,而不是左派。所以,重庆这些年的GDP增长位于中国各省市前列,成为中国继深圳、浦东和天津之后的第四个国家开发基地,其经济建设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重庆今天的实践,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国改革之前是平均主义,大家“均贫”;改革以后“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形成巨大的贫富不均的现象;而薄熙来在重庆要部分地消除这种贫富差别,在一个更高的水准上让人们能比较平均地生活,而又不是回到改革之前。

       黄奇帆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他给媒体代表做报告,不用稿件,连续两个小时滔滔不绝,引述各种数据,也是信手拈来,其精明能干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与薄熙来的紧密配合,再加上“文”有徐鸣、“武”有王立军,的确是一时之选。据说,有一次在市委开会时,黄奇帆讲话之后,薄熙来说,如果黄奇帆当总理,比温家宝要好多了。今天,这一说法成为薄熙来“僭越”的一个证明。

       萧功秦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倡导“新权威主义”,名重士林。而我20多年前编写《新权威主义》一书时,与他多次联系。去年他到重庆参观后,得出的结论是,这就是当年他们提出的新权威主义:集中而强大的政治权力与自由经济的结合。这是向民主过渡的一个阶段:专制政治与自由经济的调情期。话题扯远了,不过结合当年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论战,察视重庆的现实,不得不让人感到萧功秦先生的说法有理。

 

尼尔·伍德神秘之死

 

       当我们在重庆的时候,导致薄熙来最终倒台的尼尔·伍德死亡事件,还没有发生。这个世界还很正常。薄熙来风头正健,在筹划通过中共18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以当时薄熙来民间呼声之高,进入常委并不为奇。而且,中共当今的9位常委,除了胡锦涛、温家宝和李克强外,其他6人均到过重庆,肯定薄熙来的作为。

       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领事馆后,薄熙来的命运就决定了。而在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事件是英国人英国人尼尔·海伍德(他自称伍德,Neil Heywood)的死亡。

410日深夜23点,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突然发布两个惊人的消息:其一,中共中央决定,停止薄熙来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调查。其二,他的妻子薄谷开来及其子薄瓜瓜同英国人尼尔•伍德过去关系良好,后因经济利益问题产生矛盾并不断激化。经复查,有证据证明尼尔•伍德死于他杀,薄谷开来和张晓军(薄家勤务人员)有重大作案嫌疑。薄谷开来、张晓军涉嫌故意杀人犯罪,已经移送司法机关。新华社通稿称,26日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发生后,王立军反映了201111月英国公民尼尔•伍德在重庆死亡一案,中国公安机关专门成立了复查组进行复查。

 

伍德死后两日,谷开来与伍德妻子王露露在重庆一咖啡馆见面,武警在外站岗清场。而里面传出了谷开来的哭泣声。随后,王同意不解剖尸体,认可官方的饮酒过度致死结论,直接火化。

更有知情人透露,已经被捕的重庆南岸区区委书记夏德良供认说,他为谷开来提供了毒死伍德的氢化钾。夏德良还承认,为了升任副市长,给谷开来送了3千万人民币。初步调查显示,在过去两年期间,薄熙来通过谷开来在重庆从提拔官员中收取了10亿人民币的贿赂。而另有说法是薄家在海外有80亿元的存款。

曾有内幕消息说,伍德掌握薄家向海外转移资产的内幕,以及和谷开来有男女私情。海外网站博讯引用知情人士消息说,薄熙来直接下令杀死英国人伍德,其秘书张晓军负责实施的。薄氏还与大连和重庆的其他4人的死亡有关。此次官方消息报道了谷开来、张晓军涉嫌杀死伍德,然而没有提及薄熙来在谋杀中的角色。

       《华商报》英国版对伍德其人做了调查。他是伦敦人,去年1114日被发现死于重庆一家四星级酒店。伍德死时41岁,已婚有两个孩子,太太是中国辽宁大连市人。伍德死后第二天,重庆警方及时将死讯通报给英国大使馆和他的亲属。两天后法医认定,伍德系酒精过量中毒,导致心肌梗塞死亡。英国大使馆和他太太对法医报告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也并未对外宣布有关伍德去世的消息,外界因此并不清楚这个事件。

 

伍德在中国的真实身份成谜

 

伍德1970年出生于一个伦敦的富裕家庭,1992年从华威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专业毕业后,曾在国会秘书处工作半年多。然后前往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汉语。伍德生前挂有数家公司的顾问头衔。他曾声称自己是英国汽车公司阿斯顿马丁(Aston Martin)在北京经销处的非执行董事。326日阿斯顿马丁证实这一消息,但否认伍德正式受雇于阿斯顿马丁。该公司北京经销处一位高管表示,伍德是毛遂自荐充当中英商贸的顾问角色,但并非公司正式员工,他不拿薪水。

伍德对外声称担任顾问的另一家公司是北京华灵四方投资公司,这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于2005年成立的公司主要业务是为中国企业在国外上市提供协助。该公司总裁沈伟向记者介绍: “我们通过聊天,发现他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还是不错,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更多地验证他的履历。”

伍德在华灵四方所担任的职务,与其在北京阿斯顿马丁的职务相同,都是“非执行董事”。对此,沈伟解释“当时我们互相有合作的意愿,就涉及到怎么挂他的名,他说可以挂非执行董事。这个头衔就像国内的名誉会长,所以他并不从我们这边领工资,我们跟他只是存在一种松散型的合作模式,他跟我们也没有劳务合约。”

沈伟进一步透露,伍德是通过毛遂自荐的方式,与华灵四方取得联系。“我们公司有个英文网站,他通过网站上的联系电话找到了我们,并希望以独立咨询顾问的身份寻求与我们合作。”

当今英国人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非胡润莫属。他每年编制的胡润中国富豪榜在中国大陆有非常大的影响。他在接受記者採访时称,他与伍德偶有接触。伍德去年69日出席了胡润百富在北京举办的“中国高端人群洞察系列交流会”,111日参加了由胡润组织的“生活奥斯卡”活动。据胡润介绍,伍德还声称自己是伦敦出租公司的商业顾问,帮助该公司成功建立与中国吉利的合作事宜。伦敦出租公司在27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否认伍德是他们的雇员,否认伍德曾参与与吉利的合作。 

记者致电所有伍德声称担任过职务的中国机构,没有一家公司表示给伍德支付薪水,而他的头衔都是自己索要的。

据资料显示,伍德在华有十多年。他有太太和两个孩子,一家人在北京生活开支不菲。他还不停在中国多个城市穿梭,参加无数个社会活动。他的收入来自何方?

326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再次爆料伍德可能是英国情报人员。英国战略情报公司Hakluyt同日对外证实伍德在重庆神秘死亡以前,曾为该公司服务。

从表面上看,Hakluyt公司是由英国军情六处(军事情报局)退休军官创立,而实际上是军情六处的一个幌子。众所周知,英国很多情报人员都以此类商业机构在世界各地从事情报搜集工作。

记者近日向Hakluyt公司查询伍德何时起受雇于该公司,在中国从事什么具体工作。该公司没有给予明确答复。不过,北京的政治观察家一致认为伍德具有军方情报背景。他长期来以一些商业关系名义在华从事特殊任务。以他从不在挂名的公司领取薪水,到从未真正为这些商业公司做过实际工作,可以看出他的商业顾问的头衔仅仅是一个招牌。

 

官方和亲属的奇怪反应

 

伍德死后英国大使馆十分低调,没有任何表示。这与以往英国人在中国遭遇伤亡时,大使馆积极介入有明显的差异。其中的奥妙耐人寻味。326日,在美国报纸爆料后,英国外交部说,已要求中国重新调查伍德的死因。很显然,媒体近日对伍德死亡的报道,给英国外交部巨大压力,官方不得不有所表示。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我们在获悉伍德死因有诸多猜疑后,已向中国方面提出进一步调查的请求。”

 

记者致电英国重庆领事馆,该馆发言人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伍德在伦敦的家人也一反常态,不愿置评。家住伦敦Tooting的姐姐Leonie 327日说:“我弟弟四个月前在中国去世,他死于心脏疾病,事件就是这样简单”。在伦敦的母亲在记者的追问下表达了同样看法。她说:“我儿子死于心脏病,外界的说法全是谣言。”这个姐姐去年11月伍德去世后,从英国飞到重庆与伍德的太太一起料理后事。

最令人惊讶的是,英国外交部在接受记者查询时,拒绝证实伍德的年龄、职业。

至今没有任何英国官方部门能说明伍德生前的身份?为什么死在重庆?他在中国做什么?

据重庆坊间的传言,会讲流利普通话的伍德早在薄熙来任大连市长时就已相识。据说,伍德在大连任外教时认识现在的太太王露露(大连人)。海是通过薄的第二任太太谷开来与薄结识的。而薄的儿子薄瓜瓜是由伍德安排,到海的母校哈罗公校读书。

哈罗公校是英国著名的男子中学,这所有着四百多年历史的私校收费昂贵,历来是贵族富豪子弟的首选之一。198414岁的伍德就读该校,成为一名全日制寄宿生,1988年毕业。薄瓜瓜于2001年至2006年在哈罗公学上学,此后在牛津修读十分抢手的PPE专业(政治、哲学与经济)。薄瓜瓜目前在美国哈佛大学读博士。

        据了解,薄瓜瓜刚来英国时,生活起居均由伍德照料。薄熙来由辽宁调往北京出任商务部长后,两家来往更加密切。薄熙来升任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后,伍德不时前往重庆。

没有资料显示伍德在重庆有任何商务活动。伍德是否在重庆搜集情报,目前无从考证。

 

中原逐鹿不由人

 

       去年5月,温家宝总理在与香港左派人士吴康民见面时提到,有两股势力阻止中国的改革,一股是封建社会残余;另一股是“文革”遗毒,两股势力影响了人们不敢讲真话,喜欢讲大话,社会风气不好,应该努力纠正。当时很多人解读,这是剑指薄熙来,敲打警钟。在今年两会后的记者会上,温家宝再次提到文革重新发生的危险,提到中共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让重庆市委好好反思。这让人们感到,薄熙来倒台是一场路线之争。

       除了路线之争外,还有权力之争的说法。到目前为止,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权力更迭,还没有形成一种程序化的制度。尽管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首次实现了中共最高权力的和平过渡,但是,为什么是胡锦涛或者习近平来接班?他们的合法性在哪里?均含糊不清。其实是因为邓小平指定了胡锦涛,江泽民选定了习近平。但是,这些理由显然不能公开讲出来。所以,还要经过一个选举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像薄熙来这种怀有野心的人,难免没有问鼎中原之心。

 

       有人说,这种野心就是纂党夺权的证明。其实,任何党员均可以有成为党魁的想法。同理是“不想成为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兵”。如果薄熙来真有此愿望,而制度又许可的话,可以与习近平公开竞选,让中共7000万党员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