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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司徒华,一个既爱中国又爱民主的人

热度0票  浏览460次 时间:2011年1月18日 18:06

告别司徒华,一个既爱中国又爱民主的人

 

      一位享年79岁的中国人于201112因癌症死在香港,他的名字是司徒华,人称华叔。这是今年以来香港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情。这些日子,香港各界人士的怀念之情盛满报章,并准备在月底举办盛大公祭。流亡海外的当年的学运领袖王丹、吾尔开希等人,也借机提出到香港祭拜华叔的要求,希望能得到港府的同意。而这些民运人士悼念华叔,是因为华叔在六四事件后创立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并一直担任主席一职到离世。1994年他与李柱铭一起创建民主党,并在立法局担任民主党党鞭。

 

不同方面的不同反应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用88字报道说:香港特区立法会前议员司徒华2日在港病逝,终年79岁。司徒华1931年出生于香港,曾于1998年至2004年期间担任特区立法会议员。香港特首曾荫权对华叔之死深表难过,并赞扬司徒华一生热爱中华及香港,致力推动民主发展,为人刚直不阿,一直坚持理想,从不言休。曾荫权向司徒华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并表示会永远怀念他。曾荫权表示,司徒华即使在与癌魔搏斗期间,仍念念不忘香港的民主发展。他支持2012政改方案,力争党友及市民认同;在政改方案获得通过、香港民主迈出重要一步上,功不可没。

 

图司徒华01:“香港的良心”司徒华

 

不同方面的表态,分别提到了华叔的三个方面:矢志爱国,为香港回归中国奋斗多年;支持中国民运和参加香港的民主运动,成为领袖;2010年支持政改方案,率领民主党与中央政府妥协。关于他前面的两个方面,很多人谈过了,我想谈谈他最后支持的政改妥协方案。

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政治改革成为中央政府与香港泛民主派阵营的一场拔河战。2005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政改方案由于遭到泛民主派的全力阻击而功败垂成,但是泛民主派所要求的双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也并未实现。此后香港政改陷入了实质停顿的局面。

 2010年香港政治改革方案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涉及2012年的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办法,按照现在的规定,行政长官将由800人组成的选举团选举产生,而新方案则将选举团人数扩大到1200人;第二部分则是将2012年立法会选举议席从现在的60席增加到70席,其中功能界别和分区直选各增加5席。按照港府最初提出的2012年政改方案版本,其中,新增的五个功能组别议席采取互选方式,即由民选的区议员参与互选,选出五人进入立法会。民主党提出的政改方案版本则建议,立法会新增的五个功能界别议席由民选的区议员提名,然后由目前在功能界别没有投票权的登记选民,一人一票选出。照此每名选民在立法会选举中都有两票,一票投地区直选议席,一票投功能界别议席。民主党放弃了在2012年实现“双普选”的目标,而将其推延到2017年。司徒华全力支持的民主党的此一方案,被认为是背离了该党以及泛民主派此前提出的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双普选”。

 

香港政改方案导致泛民主派分裂

 

香港泛民主派的分裂始于2009年底的“五区总辞”倡议。200911月,港府公布了政改咨询方案,被一些泛民主派人士视为“开民主倒车”。社民联和公民党提出“五区总辞”倡议,要在五大选区各动员一名议员辞职后,再出来参加补选,并以“双普选”为口号,以测试市民的看法。此一方案没有经过很好的沟通,引发了不同看法,司徒华和民主党表示反对,理由是担心民主派议员辞职后如不能再度补选获胜,则民主派议员在立法会里的三分之一席次就会丧失。司徒华更认为这是社民联为了扩大影响而采取的动作。但是,2010年年初,五区中均有一位议员辞职,并在同年5月的补选中获胜回到立法会。而此时,民主党已经开始与中央政府沟通了。

不仅是政治上的妥协让激进人士无法接受,而且民主党与中央政府的沟通也引起了很多猜疑和愤怒。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李刚曾于524代表中央政府会见了民主党正副主席何俊仁、刘慧卿及议员张文光,商谈香港政制发展,此次会晤被称之为破冰会面,这是自1989六四事件以来,中共首次恢复与香港民主派的沟通。620,李刚在中联办大楼再次会见了民主党主席何俊仁等,就政改问题交换意见。李刚在会见中说,我们看到,香港社会正在就民主党提出的一人两票方案达成共识,可以提升政改方案的民主成分,有利于立法会通过政改方案;认为一人两票方案不抵触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且属香港本地立法范畴的问题。我们支持香港循序渐进发展民主的立场是一贯的,对特区政府在2012年政改方案中采纳一人两票要素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并乐见其成。

中央故愿意开绿灯,接纳民主党提出的改良方案,这是鉴于香港政治形势近来出现变化,包括激进势力抬头。如果政改方案再被否决,市民会失望,导致激进派力量加剧,这只会令特区政府的管治更加困难,因此中央希望与温和民主派修补关系。

在经过民主党与港府和中联办的沟通和妥协后,623政改方案中的行政长官选举办法首先付诸投票。60名立法会议员中共有46人投票赞成,超过三分之二多数,使得该项议案顺利通过。民主党的8名议员投票支持,成为方案过关最为关键的力量。

此协议让泛民主派公开分裂,民主党的做法在党内和外界,均引发了剧烈的争议。创党主席李柱铭甚至表示,此方案一旦通过,他将考虑退党。近年来在香港极为活跃的社民联(社会民主连线)和包括“长毛”梁国雄在内的激进民主人士,对司徒华更是痛骂不已,说他“癌症上头”。201071,重病在身的华叔坐轮椅参加游行时,被一些激进的民众包围痛骂“无耻”、“叛徒”、“出卖香港”、“司徒老狗”。而司徒华一方面指李柱铭等人退党没有什么影响,还要辩驳社民联主席陶君行等人泼的脏水。后来有数十位民主党党员宣布退党。这对于一位身患绝症的老人来讲,情何以堪!

 

历史有惊人的重复现象

 

此时此刻,我们不仅深感政治的险恶,也想到当年华叔对刘千石的责骂。20046月,身兼支联会常委、与司徒华并肩作战多年的刘千石,于立法会辩论“港人团结与中央政府合作,致力真正落实一国两制”的动议上,提出中央与民主派“大和解”,呼吁民主派和中央双方释出善意、沟通和对话。2004年民间人权阵线决定取消七一游行中还政于民的口号,刘千石当时表明支持弃用口号,认为中央及民主派应大家退一步,对话才有空间”。此番言论引起部分民主派人士不满,民主党元老司徒华当时抨击得最为激烈,揶揄他“以为能上广州探母亲,就能与中方沟通?祝他好运,一路顺风”。刘千石当时获得特批,回家看望过94岁的老母。尽管刘千石事后再三向司徒华道歉,但是司徒华坚持民主派没有甚么可退让,更以“犹大与彼得”《圣经》故事,暗讽同为基督徒的刘千石如彼得般“因恐惧而动摇”,三次不认耶稣,很容易会变成“因贪婪而出卖”耶稣的犹大。事件令两人公开决裂。

回看往事,原来一切在重复发生。当年的刘千石,就是今天的华叔。或许,华叔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想法发生了变化,才有他生命最后时段的升华。200476,华叔告别立法会时有一个致辞。到那时,他做议员已经有18年的历史。他说:“有人常常说﹕妥协是政治的艺术。我以为,妥协有两种﹕一是出卖背弃原则的妥协,另一是‘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运用。倘若是前者,那不是‘艺术’,而是‘伪术’。不能鱼目混珠,模糊两者。判断的关键是,能否坚持原则,坚持前进的方向。”从这里可以看出,华叔能够将坚持原则和妥协策略运用结合起来。

 

政治人物需要有“责任伦理”

 

201011月,我到台北参加一个讨论会。来自两岸三地很多人出席,包括激烈反对司徒华和民主党的社民联主席陶君行和“长毛”梁国雄。他们俩人在谈到香港政改时,对司徒华的做法,再次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指责他出卖了民主运动。

我在发言时,引用了马克斯·韦伯关于“政治伦理”的著名论述,认为民主派的政治妥协是正当的做法。我提到,不管是在香港还是中国大陆,很多人对“异见人士”和“政治人士”的区分,并不清楚。由于定位混淆而发生了很多无谓的争议,甚至是灾难。德国著名的政治学者韦伯(Max Weber)在《政治作为一种职业》(Politik als Beruf: 1919)的著名演讲中,在谈到“职业政治家人格上的条件”时说,“就政治家而言,有三种性质是绝对重要的: 激情(Leidenschaft)、责任感(Verantwortungsgefuehl)、判断力 (Augenmass)......不论如何诚心,只有激情是不足的。政治家不在于激情本身,而是要在用激情来追求某一项‘踏实的理想’之同时,引对这个目标的责任为自己行为的最终指标。这就需要政治家具备最重要的心理特质: 判断力。这是一种心沉气静去如实地面对现实的能力; 换句话说,也就是一种对人和事的距离”。

    韦伯在谈到政治伦理时说,在这里有两种为人类行动提供伦理意义的准则,分别为“意图伦理”(Gesinnungsethik)和“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前者要求政治家“行为正当”,至于行为的结果则听天由命; 后者要求政治家考虑自己行动的结果并对之承担责任。对于政治家来说,只有“责任伦理”是可以接受的。对于一个相信“意图伦理”的人来讲,如果其纯洁的意图所引发的行动产生了罪恶的结果,“那么,对他来说,责任不在行动者,而在整个世界、在于其他人的愚昧、甚至在于创造出了这班愚人的上帝的意志”。追求“责任伦理”的人,“不以为自己有任何权利去假定人类是善的或完美的,也不觉得自己可以把自己行动可以予见的后果,转移到他人肩上。这种人会说: 这些结果,都应该归因于我的行动”。

    在香港,我们看到了很多虽有“激情”,但缺乏“责任感”和“判断力”的人; 他虽遵守了“意图伦理”,但却严重忽略了“责任伦理”。所以,一种“诚心”的“激情”,也可以带来严重的后果。就香港政改而言,坚持“双普选”的方向,当然符合“意图伦理”;但是,实现这一目标,不能一步到位,需要在妥协中循序渐进,需要每一步的成功,这就是“责任伦理”。政治,不仅要讲“是非”,还要计较“成败”。

 

狐死首丘,华叔的骨灰北望中原

 

    20101月,华叔身体检查时发现肺部有阴影,证实为末期肺癌,当时医生宣布只有十个月寿命。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忍受了巨大的病痛与屈辱,为他挚爱的中国做出了最后的努力。

  司徒华是最早也是最坚定支持香港回归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之一,自香港殖民地时期七十年代参加社运,坚定反对英国在香港回归问题上提出的以主权换治权的伎俩,对结束香港殖民统治做出了重要贡献。1985年,司徒华进身香港立法会议员代表教育界,同年,获北京政府委任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但司徒华同时是反对中共六四事件处理手法的香港旗手,并在六四事件发生后与李柱铭同时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组织成立支联会,积极参与到支持大陆民运及香港民主改革的活动中,并一直担任主席至今。每年他都组织声势浩大的“六四”纪念集会。

香港著名文化人、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在纪念华叔的文章中说:“数年前,一位内地驻港人员和我谈起六四问题,他刚刚抵埠,不太了解港人的六四情结,很惊讶我居然告诉他‘香港人越是放不下六四,就越能说明香港人爱国’。在他看来,坚持平反六四就是坚持和中央政府对着干;和中央政府对着干,那自然就不能说是爱国了。然而,当我一提起司徒华,他就明白了。的确,没有人可以怀疑华叔的爱国情怀,包括所有保守派以及那一堆九七后冒现的‘爱国新贵’。为什么越是放不下六四,就越能说明香港人爱国呢?道理很简单,要是香港人都不把自己当做中国人,都不对这个国家动上真感情,都只顾着向‘阿爷’讨好处视之为个人利益的大靠山;当年我们又何必要冒着风雨集会顶着烈日游行?如今我们又何必年年点烛以泪洗面?”

在香港的支联会和民主党里,有两个不同的派系,分别以司徒华和李柱铭为代表。华叔,以及李卓人、刘千石等人,是从香港草根阶层成长起来的政治人物,多年为工会和教师协会服务,他们通常讲粤语;而李柱铭等人,包括后来加入民主阵营的陈方安生女士,是港英时代的社会精英,身居官职或者从事律师和医生等职业,通常会在一起时讲英语。李柱铭不愿意与大陆人士接触,他在一次会议上甚至公开声明他从事的是“香港政治”,意思是与大陆无关。而华叔则与大陆人士有很深的情谊。他再三说过“中国冇民主,香港就冇民主”。我在过去的20多年里,多次见过这些草根基层的香港政治人物。刘千石和司徒华后来支持与中央政府的和解与沟通,为香港的稳定和政治民主化进展,做出了至为重要的贡献。因为,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

最早策划引发泛民主派分裂的“五区总辞”方案的人,就有李柱铭、陈方安生和前立法会及行政局议员李鹏飞这些港英时代的精英。2009年秋天他们在壹传媒集团董事会主席黎智英家里餐聚时,华叔就对他们的方案表示反对。同样是民主派,由于对于国家认同的不同,会做出不同的策略选择。

在华叔弥留之际,他提出将其遗体火葬,骨灰会分别撒在向北海面和歌连臣角纪念花园,以示面向祖国和与港人融会一起。“香港的良心”,在死后还要北望中国。而很多人从此后再也得不到华叔年年亲自制作的精美独特的贺年卡了。他留给世人的是一个既热爱中国又热爱民主的高大形象。